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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1 恭祝新星生日快乐!!!从你呱呱坠地时,上天就注定你是属于我的,虽然这个特别的日子不能和你在一起,但我们会一起庆祝你的60大寿。
June 23 绿坝软件风波升级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联合报道 2009-06-22
美国已就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新规定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这一新规定让跨国科技企业和中国互联网用户感到哗然,紧张局势正逐步升级。 这是美国对互联网自由进行的一次罕见的直接干涉。近几年,互联网自由成为中美两国间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科技企业将这种审查制度视为将它们排挤出中国市场的一种幕后操作。 中国政府给电脑制造商下达指示,7月1日起销售的每台个人电脑上都必须预装一家中国企业开发的互联网过滤软件“绿坝”(Green Dam)。虽然官方的解释是通过该软件屏蔽色情淫秽内容,但这项规定引发了担忧,即政府官员将获得更强大的工具来屏蔽政治内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Ian Kelly)表示:“我们对任何试图限制信息自由传播的举动都表示关切;过滤互联网内容的措施与中国构建现代信息经济与社会的目标不符。”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美国代表上周五已与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及商务部官员举行了会谈。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华盛顿的指示下,美国代表向中国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抗议。这种称作交涉(démarche)的外交手段用于严正表达不满,往往预示着更棘手的国际争端。 凯利表示:“我们不仅担心绿坝对贸易的潜在影响,也担心使用该软件可能引发的严重技术问题。我们已经要求中方就如何解决这些担忧展开对话。” 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沃特斯(Richard Waters)、约瑟夫•梅恩(Joseph Menn)旧金山、丹尼尔•董贝(Daniel Dombey)华盛顿、席佳琳(Kathrin Hille)北京报道 May 30 【中宣部】关于TD宣传的舆论引导要求通知:关于TD宣传的舆论引导要求 =============================== 如果这样的话,为啥当初不只弄一个TD反而三个标准一起上呢?我是WCDMA的铁杆支持者~ May 12 瞎编的故事--回忆录北京,东北 三环附近一个高档写字楼,XX公司,23层。 回到家,我把自己丢在沙发上,没有开灯,点着一只烟,脑子里只有思绪。 “大哥,快11点了啊,有事么 ? ”我很奇怪的问。 “哦。”我忽然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些收获,心底有些兴奋,但是还是不想表露,就淡淡的说。 “嗯,你现在多少级了?” “哦,好吧”浩哥明显的还是犹豫,深深的吸了口烟然后吐出来这句话。 “你现在HR那边的title是啥?”浩哥忽然问。 April 29 自我介绍出入社交场合,免不了要自我介绍一番,或者引荐朋友认识。很多人觉得这很容易:“您好,我叫小沈阳,唱二人转的,很高兴认识你。”或者:“Hi,Rose,介绍你认识我的朋友Jack,他是一位广告人。”这不就结了? 可是我保证,像这样平淡无奇的介绍,下次见面时,你十有八九会忘记对方的名字,甚至压根儿忘掉这个人。忘记别人是谁可能会尴尬,不被人记住才最可悲。 有句老话叫“贵人多忘事”,此话怎讲?如果你不经常出入交际场合,每隔一两个月才有机会认识一位新朋友,那你应该会记住他的名字。可如果你属于“觥筹交错”的半上流一族,热衷于参加各类聚会拓展人脉,那么,记住别人是一门功课,让别人记住则是一门技巧,你值得拥有。
一次非正式聚会中,我遇到两位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男生A这样介绍自己:“您好,我叫某某,今年刚毕业,正在找工作。”我当时有点愣,头一次听人这么介绍自己,只好接话说:“是吗?那加油啊,祝你早日找到满意的工作。” 其实,他的自我介绍有些不得要领。首先,我和他完全不熟,在对他的性格和特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传达给我一个他正在找工作的讯息,属于无效信号。自我介绍尽管只是简短的一两句话,但吸引别人的也许正是开篇的某个亮点。 就这点而言,女生B做得更好一些。她介绍自己的方式是拉近距离形成对比:“你好,听说你是一位成功人士。”我赶紧说:“哪里算成功人士,就是不务正业。”她笑吟吟地说:“我也是,不过我更擅长画画,我是一名美院毕业的学生。”好的,这样我们至少有两个话题可以聊——八卦和画画。等到聊的比较热烈之后,她自然地提到找工作的事,我则表示可以引荐她认识在美术馆和画廊工作的朋友,一切来得水到渠成。 当然,除了突出自己的亮点,自我介绍还是谦虚低调为好,免得让别人留下此人爱吹的第一印象。引荐别人就无此顾虑了,你只管把你的朋友往死里夸,他表面摇头摆手称不敢当,心里别提多美了。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如果你的朋友希望自己是朵牵牛花,你可别朝着玫瑰花的方向去夸。我曾听说一个典故: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群春风得意的华尔街投行精英一起聚餐,其中有位精英这样隆重介绍他带来的新朋友:“这位是曾子墨小姐的哥哥,曾先生。”不料众人毫无反应,只是礼貌地打个招呼,该聊什么还聊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席间不断有人到来,于是该精英对每位后来者都要重复一遍“这位是曾小姐的哥哥,曾先生。”似乎要让每位来客都搞清他的介绍重点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妹妹”,并非鲜活地坐在众人面前的“哥哥”。被如此介绍的曾先生自己也不太适应,在席间始终没说多少话,饭还没吃完就提前告辞了。 事实上,如此介绍真是吃力不讨好。很多人都反感成为别人的附属品,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标签。即使你不能为你的朋友贴上一个漂亮的标签,也别让人家因为你的介绍感到局促尴尬。比如,这是我的好友XX,她最近刚失恋。又比如,这是XX,这可是我们班最胖的同学。多么雷人的介绍方式啊,被介绍者表面也许笑靥如花,内心早已血流成河了。 所以,那位精英终于学到了一课——下次如果一定要提曾小姐的话,应该这样说:“这位是曾先生,他的妹妹是曾子墨小姐。” April 17 中国式英文令人啼笑皆非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中国式英文(Chinglish),一般中国人看不懂、一般老外看不明白、懂得双语的人看了啼笑皆非的英语。 在某商店门前,“欢迎光临”被译为“Welcome to Presence”;在某厕所里,“当心滑跌”被译为“Take Care Of Your Slip”;在某景区内,“核心景区,严禁烟火”被译为“No firemaking in hard core scenery area”;在一些展馆里,要通过馆内提供的英文解释牌来了解某件展品的历史或文化价值也相当困难,因为翻译太差劲了。 值得一提的是,到越小越偏远的地方,中国式英文就越普遍。 《中国日报》昨天在头版报道,有名德国人纪韶融(Oliver Lutz Radtke)提倡保护中国式英文,他认为,中国式英文不应被视为外国游客的笑柄,更应被视为文化宝物。 现年32岁的纪韶融2000年来到上海留学,初次邂逅中国式英文就觉得“惊为天人”。之后,他不但为中国式英文设立专属网站(www.chinglish.de)和出书(两本),也成了中国式英文的代言人,他表示,不应只有一种标准英文,这样的想法没有远见,因为中国式英文已被几百万人使用了。 纪韶融的见解,我无法苟同。 暂且把不标准英文在外国人面前让中国人丢脸放在一边不谈,中国式英文会使一些标志牌丧失它们传达信息的功能,而在展馆内用中国式英文,则会让解释牌失去原本所能提供的审美、教育或文化价值。此外,若解释的是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伟人的事迹,带有滑稽成分的中国式英文就会显得不敬。 若往更深一层看待中国式英文的“崛起”,会暴露一些中国人的工作态度问题。在目前的中国,不乏优秀的双语人才,要有标准的英文翻译并非难事,可惜无论是私人领域或政府单位,在看不到实际回报的情况下,翻译的工作常常敷衍塞责。 在私人领域里,客户要做标志牌,往往只会提供中文部分,英文部分得由标志牌制造商来翻译。对标志牌制造商来说,反正客户多数看不懂英文,即便看得懂,也是一知半解,因此英文部分可以马虎了事,不需浪费钱聘请专业翻译。 标志牌制造商要削减成本,或许值得谅解。那么,政府单位呢?在中国的国家级景点和政府部门里,不难看到中国式英文,政府单位不缺钱、也不缺双语人才,为何英文翻译还这么差劲? 我可以想到的解释是,翻译人员工作不够认真。反正在中国,看英文翻译的人不多,因此不必花太多心思去做,看到较难翻译的部分,直译或随便译就可,不必去思考太多,或请教他人。此外,翻译得好料也没有额外的奖励,就更不可能认真。 曾有业内人士告诉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创造了无数成功企业家,但为何在服务领域如酒店业里,却仍得依赖外来管理人员?答案很简单,企业家的回报非常明显,赚多少就是付出的回报,反观从事服务工作的回报一般不取决于付出多少,因此中国服务业人员的付出也变得有限。其实,看不到提供好服务的无形回报才是真正的没有远见。 做翻译也一样,让老外对中国留下好印象、增进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等都是无形的回报,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利,但这些无形回报是一般中国人目前仍不能完全掌握的概念,因此现阶段唯有由政府出面积极引导。中国很多地方老说要往第三产业迈进,要成功做到这一点,或许得先从标准的英文翻译着手。 在我看来,中国式英文展现的并不是中国人的创意,更不是什么文化宝物,而是一些中国人不认真的工作态度,因此中国式英文的风气不能助长。 April 05 男人想要啥样的红颜知己“什么是妻子?就是你愿意把积蓄交给她保管的女人。什么是红颜知己?就是你能把有些秘密说给她听却不能说给妻子听的女人。”安妮宝贝如是说。 因此,很多男人都想拥有一个红颜知己。遗憾的是,红颜知己原本难觅;即便有幸觅到了,也可能因为把握不好“度”,而把“红颜知己”变成了“红颜祸水”,闹得妻离子散、鸡犬不宁。
红颜知己注重精神交流 “比朋友多一点,比爱人少一点”这是人们对红颜知己的定义。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石林解释说,正常的红颜知己还是偏朋友多一点,是一种纯洁的异性情感。 对年龄相仿的异性来说,可称红颜知己;而年龄差距大的一般都称之为“忘年交”。红颜知己可以是内心彷徨的倾听者,也是心灵的阅读者。“但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交流,一旦发生爱情或性行为,这种关系也就随之瓦解了。” 红颜知己由来已久,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两人通信13年,却从没见过面。梅克夫人在信中说:“我们的灵魂在互相触摸、对视、交谈,您和您的音乐,每时每刻都在轻叩我的灵魂。”柴可夫斯基也把梅克夫人视为唯一的红颜知己;并专门为她写了传世名作《第四交响曲》和《悲怆交响曲》。男人需要红颜知己 在女人看来,男人找红颜知己逃不脱花心的嫌疑。实际上,不少男人只不过是想拥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听语(北京)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宋玉梅认为,男人也会脆弱,也需要关怀。“但在家庭中,男人就是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他必须用强大的外表掩饰自己的疲惫与软弱,而红颜知己则可以让男人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在男人看来,女性心思更细腻,更愿意倾听。她们的胸怀就像妈妈一样,能给男人带来安全感。 石林还告诉记者,夫妻间不仅只是婚姻关系,还应具备朋友、亲情关系。可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而当妻子没有和丈夫进行朋友般的交流时,就会让男人感到一种心理缺憾。此时,红颜知己就成为了“必需品”。 另外,虚荣心使得大部分男人都渴望享受妻子之外女人的关心和亲近。宋玉梅称:“情人和红颜知己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不涉及性、情爱和金钱,所以它更容易维系一生。想想在一生中,能够有一个人听你倾诉,默默守候着你,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因此,有人说过,能当红颜知己的女人懂得爱和聆听,却不会苛求和独占。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才让男人可以更轻松地与之交流,甚至把最隐私的秘密与其分享。 有红颜知己,别瞒妻子 对男人来说,如果有幸得到一位红颜知己,多半会将她作为心灵深处最温柔的秘密。而宋玉梅表示,男人有红颜知己的话,最好向妻子坦白。“如果你只是把红颜知己当成精神层面的朋友,没有心怀鬼胎;而你的妻子又是一个宽容的人,那完全可以坦白。”而作为妻子,当得知丈夫有一位红颜知己时,则要给予理解和信任。“既然你的丈夫肯把这件事告诉你了,那就意味着他不大可能精神背叛和身体出轨。” 为避免红颜知己成为红颜“祸水”,男人们还要谨记“君子之交淡如水”,如,不要和红颜知己联系太频繁,谈论的话题不要太深入;见面时间不能太晚、地点不能太隐蔽等;不要什么事都找红颜知己,要知道她只是你众多朋友中的一个。
March 22 天朝的上访之痛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Jamil Anderlini) 2009-03-18 本文经CBFW词汇过滤。 首都古老的永定门城楼上空天刚破晓,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它的荫影下,在首都老城墙内的一条胡同里。 然而,这一场面一点也不安定。聚集在那里的人来自天朝受压迫的底层,他们对地方Gov不满,来到首都向天朝当代的京官申冤请愿。 当这群人发现一名外国记者后,许多人冲上前,手里挥舞着请愿书,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冤屈:“我女儿被害。他们这个案子不破,压着,”来自河南省的上访者严自展(音译)说道。来自山东省的刘中美(音译)称:“镇上计生办主任把我打了。他是找我搞男女关系,我不同意。” 近年来,天朝的民众抗议活动急剧增加,而随着经济减速,天朝擎天柱已再三明确表示担忧:社会不稳定现象正日趋严重。但由于缺乏德先生,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在解决群众的不满时,CCP依赖的是有3000年历史的泄压阀——“上访申冤制”。 理论上,这种上访制度让地位最卑微的民众可以直接向天朝最高权力机构申诉。在现实中,这一古老传统本身已变成一种压制上访人的工具,同时也是过去30年来天朝的政治转型相较于其经济发展有多么不完善的一个象征。 首都维权律师、人权活动家许志永说道:“今天的上访体制和一千年前的天朝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三个关系,皇帝、官员、冤民(上访者)。皇帝他的确也希望解决一些问题,也维护他这样一个政权。但是官员他有官员的利益。”与天朝许多维权人士一样,他认为信访制度已经破裂,需要废止。 在古代,一位冤民如果能设法来到京城,就可以在朝堂外击鼓鸣冤,以引起皇帝或大臣的注意。如今,现代交通和社会剧变带来的大量冤屈已经使信访制度无法承受,Gov把更多精力用在劝阻人们上访,而不是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天朝各地各级Gov均设有信访办公室(Offices of Letters and Calls)受理上访事宜,是天朝公民投诉Gov官员所犯罪行或不当行为的唯一合法渠道。位于永定门城楼荫影中的天朝信访局,是天朝级别最高的此类机构。 上访者很快便会注意到一些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们身着便衣、监视着不满的上访人群。他们被称作截访人,是省级Gov派来的Gov官员或警察,有时候不过是雇来的恶棍,目的是在上访者在首都挑起事端之前,将他们遣送回去。许志永表示:“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暴力冲突,有的时候拦截上访者。这是一个地狱般的胡同;那么多让人简直不敢相信的那种赤裸裸的野蛮,那种残暴。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天朝社会病的一个集中反映。” 许多上访者带来的是地方官员不能或不愿解决的、相对次要的商业纠纷。在另一端,则是控诉Gov官员和警察实施谋杀、拷打和强奸。许多人公开声明自己热爱CCP的擎天柱,并表示,只要他们的冤屈能够被听到,仁慈的当代君主就会惩罚压迫他们的人。 “我相信CCP的Gov应该给老百姓能够做主,不然我也不会到这儿来的,”43岁的农民赵广军(音译)说道。他来自河北省,进京来反映当地干部私分农民的土地,当村民表示抗议时,村干部就雇来歹徒毒打村民。 但极少有上访者会从信访办那里找到解决办法,大多数人的境遇只会更悲惨。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记录在案的上访多达1270万起,但“一些官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的上访者得到满意的结果,”纽约大学教授、天朝法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表示。“人们四处碰壁,没有任何补救办法,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和挫折感;Gov官员每个人都在推诿责任,从自己的部门推到其他部门。” 天朝Gov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和奖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辖区的上访人数,为他们提供了阻止冤情诉达中央Gov的强大动力。中央Gov自身对这一制度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将其标榜为天朝“大众德先生”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又害怕来到首都的大量上访者会直接造反。事实上,截访人的行为根本就得到了天朝各级Gov和警方的姑息,甚至通常还为他们提供便利。 去年在奥运会筹备期间,首都向地方Gov下达了命令,要求阻止上访者进京,“为首都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尽管这条下达自平平安安部的命令的确提到,信访制度应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官员们必须“文明”行事,但其重点却是阻止上访者扰乱奥运盛会。这为地方官员带来了加大拦截力度的压力。人权组织称,奥运期间的压制活动和非法拘留均有所上升。 在为期数月的采访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听到了许多事例,目睹了几起信访办公室官员或首都警方与截访人串通、帮助拘留或绑架上访者的案例。当截访人在信访办外认出来自本地区的上访者后,就会接近他们,试着说服他们悄悄回家,就好像他们的冤屈能够在本地得到“解决”。 一些上访者得到了迅速解决问题的承诺,另一些则主动离开,希望能够得到回家的路费或是在京期间能有地方住。拒绝跟随截访人离开的人通常会被强行带走。他们常常会被带到“黑监狱”——类似私牢的拘留中心。许志永表示:“‘黑监狱'是指地方Gov办的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地方。我们称它为‘黑监狱',第一是因为它像监狱,它是Gov办的,它确实限制人身自由。第二,说它‘黑'是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它没有任何的正规合法手续,所以它是非法拘禁的行为。” 这种设施在天朝各地都存在,但在首都尤其严重。它们通常不过是小旅馆里的几个房间或是没有人用的仓库。一旦被拘禁,上访者可能要接受“思想改造”和“再教育”,其手段从威逼利诱到逼供殴打,再到赤裸裸的拷打等,不一而足。上个月,在联合国对天朝人权记录进行四年一度的审议时,天朝Gov在递交的文件中断然否认存在黑监狱或随意拘禁现象,大赦国际等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称天朝这是在掩盖事实。 天朝最高人民检察院(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高级官员宋寒松在日内瓦向联合国审议会议表示:“法律明令禁止私设羁押场所,不存在所谓的黑狱。拘留所管理办法等法规还明确规定,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被拘留和被监管人员。” 但是在本文的调查过程中,英国《金融时报》访问了首都的数家黑监狱,与里面拘禁的数十名上访者进行了交谈,并采访了几位对自己的行为坦言不讳的截访人。首都警方带走的上访者通常被送到市里的大型“接济服务中心”。这些中心本应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如今却成了截访人的交换站。他们坐着挂有本省牌照的汽车来到这里,带着来自本地区的上访者离开。 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就是这样的一座拘留中心,坐落于永定门信访办公室附近,相当便利。该中心的门卫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心内有时拘留着数千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上访者。 3月5日,天朝一年一度的天朝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进京请愿的高峰期。那个星期,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大门前挤满了数以百计的截访人,等着接走上访者。“有时候,上访的人太多了,(首都警方)得用大巴把他们送来,”马家楼外的一位保安指着刚离开中心的空巴士说道。“截访人得知有他们那个地方来的人,就会来接他们;如果上访者不愿意走,就会挨打,有时候骨头都给打断了。” 这些“救济中心”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区域运作,介于正式的拘留所和黑监狱之间。他们是4年前废除的收容遣送体制的残余,在那种体制下,城市警方可以拘留任何没有居住证的人,把他们遣送回原籍。 遭到拦截的上访者通常只会在首都被拘留几天,就被送回家——他们回去后将面对的正是他们指控有犯罪和渎职行为的人。如果他们拒绝放弃上访,常常会被非法拘留数月,遭到殴打、拷问或送去“劳教”,最多可达三年,原因就是敢于败坏Gov官员的名声。 就连官方媒体最近也报道了若干地方Gov官员将健康的上访者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以阻止他们到首都上访的案件。“当前天朝司法体系最头疼的问题之一是,警方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未经许可的——而且他们还会利用一些只是临时雇佣的非警务人员协助他们的行动,”孔杰荣表示。 许多上访者尝试几次之后便放弃了——一旦他们了解到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恐怖下场。但也有人会坚持数十年,在为他们上访过程中遭遇的殴打和折磨寻求公道时,甚至常常忘记了他们最初的诉愿。 像许志永这样勇于讨论政治的维权人士表示,天朝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是信访制度受到如此扭曲的主要原因。他说:“各个地方、各个权力部门不对下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只对上负责。他们并不太在乎人民真正遭遇了什么,人民寻求公正他也不愿意提供。他只在乎上面的领导给他的命令。” 鉴于立即进行政治改革不太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随着天朝经济减速、更多人失业,信访制度面临的压力只会有增无减。“即使是在过去10年的经济繁荣期,天朝也发生了数目惊人的公众抗议事件;如今天朝面临不好的年景,意味着公众抗议事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孔杰荣表示。“毫无疑问,天朝的法律和信访体系将进入一段相当程度的危机时期。” February 17 厕所福利我曾在四家公司任职,每家公司的福利状况各有千秋,从卫生间设施和服务方面可见一斑。 第一家公司是传统的国有大学,薪酬平平,但福利待遇还不错,逢年过节总能发点东西或钞票。办公楼的卫生间宽敞明亮,虽然是蹲位,但每个隔间里都有充足的优质手纸。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每到下班时间,卫生间里的多余手纸就会不翼而飞——因为质量太好,被喜欢贪小便宜的同事顺回家了。 第二家公司是私企,薪酬尚可,福利微薄到可以忽略不计。公司办公地点几经迁徙,卫生间福利也变化多端。起初在一个商住两用楼办公,公司男女均享用一个室内私人卫生间,喜欢躲在卫生间抽烟的男同事和对着镜子化妆的女同事难免小有冲突,“声音”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后来公司搬到恒润国际,标准的公用卫生间设施几乎无可挑剔,唯独没有一次性的马桶垫圈纸。再后来,公司又搬到更高级的写字楼,宜坐宜蹲,各取其便。 第三家公司是外企,薪酬福利均属中流水平,但卫生间和食堂保持了一流水准。食堂是免费自助,种类丰富。卫生间分三部分——男卫、女卫、残卫。前两者均为蹲位,时刻保持清洁状态。最棒的是残卫,毕竟职场上残疾人士属少数,所以这间宽敞明亮的独立残卫,就成了大家坐在马桶上抽烟、看报、打私人电话的天堂。我个人还有个陋习,如果起晚了就会躲到残卫洗头,然后用烘手机把头发吹干——太舒服了。 第四家公司是外资机构,薪酬和福利均不错,唯一遗憾的是卫生间不怎么样。因为是一层写字楼公用的卫生间,还有旁边商场的售货员经常过来“蹭厕”,卫生状况自然不佳,马桶圈上经常会残留来源不明的水迹,厕所里丢手机丢东西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因为既没有一次性马桶垫圈纸,又不掌握某些女白领擅长的高难度姿势,只能每次撕很长的劣质手纸,像小鸟搭巢一样给自己铺设一个相对舒适的如厕环境。 一位媒体朋友故作神秘地发在线消息给我:“告诉你一个八卦,《财经》杂志社的卫生间居然没有一次性马桶垫圈纸哎!”我忍笑答:“这有什么奇怪,我们公司也没有啊。”该朋友继续神秘地说:“可是,新浪和搜狐就有哎!” 我兴趣大增,索性在身边朋友中做起调查来。调查样本显示,大型国企和媒体机构的卫生间,兴许是建筑年代问题,大多设计为蹲位,但卫生间服务设施普遍良好。外企的卫生间分两类,如果是公司自有卫生间,厕所福利一般都非常好;如果是写字楼公用卫生间,那厕所福利只能依赖于写字楼的档次和物业水平了。据了解,国内大部分高档写字楼和商场的卫生间均未配备一次性马桶卫生坐垫,如果有幸遇到一家,那真该买彩票祝贺一下。厕所福利最差的当属一些栖身于破旧写字楼的小型私企,卫生间能保持干净就不错了,更甭提厕所福利。 厕所福利虽小,但它是促进职场人身心健康的必备法宝。没有人喜欢从繁重的工作中暂时解脱后,走进一个又小又脏又臭的空间释放自己。宽敞干净的空间,柔软充足的手纸,清洁的洗手台,干燥的地面,都会让你身心愉快,甚至和同事边洗杯子边闲谈几句,交流一些无伤大雅的八卦。 关于厕所福利的改进问题,我们也探讨过几种可能性,比如在厕所内设置一次性垫圈纸自动售卖投币机;又比如公司出钱统一购买一批置于储物间,供员工去公用洗手间时按需领取。或者说,写字楼设计者可以聪明点,多提供一些选择,比如蹲位、无垫马桶、有垫马桶,大家可以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进行排队选择。 在此,我也想提醒一下上门求职者,判断一家公司的福利状况,不能只看表面文章,无论你有没有生理需要,建议你实地走访一下公司的卫生间,心中大概就有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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